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報記者 吳葉凡 策劃 劉恕 李坤　

8500萬，這是我國殘疾人的大概數量。如果再加上約4400萬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就有超億人存在生活自理困難，占比超過我國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

以輪椅、助聽器、假肢等為代表的輔助器具（以下簡稱“輔具”）是照亮廣大殘疾人和老年人群體的一道光。它能改善、補償、替代人體功能，進行輔助性治療以及預防殘疾，提高使用者的生活自理和社會參與能力。

“國內輔具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仍以加工中低端產品為主。”2019年，面對我國輔具產業發展不充分、進口輔具產品壟斷市場的現狀，中國殘聯第七屆主席團主席張海迪呼吁，支持我國輔具產業發展，實現產業優化升級。

近年來，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國輔具產業悄然發生改變。第33個國際殘疾人日前夕，在北京舉辦的2024中國國際福祉博覽會（以下簡稱“福祉展”）上，國產輔具產品成為了展會的焦點：質量媲美進口假肢的國產假肢，價格不到進口的三分之一；人工智能、腦機接口技術被廣泛運用于助盲、助聽、康復等領域；海外買家登記數量創歷屆之最……

如何找到發力點，提升核心競爭力，是國產輔具產業未來發展的必答題。

破局，從自主創新開始

助聽器，是幫助聽障人群補償聽力損失的輔具，在我國有龐大的消費市場。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我國聽障人士達2780萬人，占全國殘疾人總數的30%以上；65歲以上老年人中，約有三分之一存在中度以上聽力損失問題。

五大進口助聽器品牌占據了我國約90%的市場份額。“造成該情況的原因之一在于，國內廠家生產的大部分是中低端助聽器，高端助聽器基本依賴國外品牌。”中國殘疾人輔助器具中心副主任史志強指出問題所在。

一個完整的助聽器包括芯片、麥克風、受話器等核心零部件。其中，芯片及其搭載的算法是助聽器的“心臟”，決定了助聽器的性能。

“如果沒有合適的芯片和算法，助聽器就相當于簡單的聲音放大器，無法實現降噪、個性化聽力補償、控制收音方向等功能，使用者能聽到但聽不清。”中國殘疾人輔助器具中心科研開發處負責人劉志紅說。

相較于國產助聽器，五大進口助聽器品牌起步早、積累厚、布局廣。國產助聽器想要突圍，只有自主創新一條路可走。“近年來，國內輔具企業愈發重視提升自身研發實力，在多個領域實現了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并跑，甚至在某些特定領域成功領跑。”史志強說。

在今年福祉展現場，記者看到了一款僅有指甲蓋大小的碳纖維外殼助聽器，它來自2019年創辦的國產助聽器品牌——博音聽力。

“在三大核心零部件方面，我們全部擁有了自主研發能力。”博音聽力旗下聽力地球公司總經理劉歡向記者介紹，在技術、市場、政策等利好條件下，國產高端助聽器正依靠價格、品質、服務等方面的優勢，逐步拓展市場。

從技術上看，國產助聽器不僅突破了芯片和算法的技術壁壘，還針對漢語發音特點進行了專門研發，讓識別效果更加清晰；從材質上看，國產助聽器率先使用碳纖維等新材料提升佩戴舒適度以及堅韌和耐腐性；從價格上看，在性能相同的條件下，國產助聽器價格僅為進口的一半左右。

“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已有超300家門店，產品遍布100多個城市。”劉歡說。

不僅是國產助聽器，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產輔具正依靠科技創新尋求發展先機。

在假肢領域，強腦科技研制的智能仿生手應用腦機接口技術，通過采集手臂上微弱的神經電信號，能精確、快速、自如地控制每根手指的運動，其價格僅為國外同類產品的七分之一；在外骨骼康復機器人領域，北京大艾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應用人工智能技術，讓使用者可依據自身情況調整科學步態進行訓練……

創新為企業帶來底氣。

史志強興奮地和記者分享了他的發現：9月份，在德國舉辦的一場全球最大的康復及護理貿易展覽會上，800多家參展企業中，有174家中國企業。“這說明我們的企業越來越有自信，否則不敢走出去。”他說。

研發，從供需對接切入

在福祉展上，一位從河北趕來的觀眾在展臺前急切地尋找一款電動輪椅。

記者了解到，這位何阿姨今年60多歲，3歲時患上小兒麻痹癥，十多年前，一場車禍徹底奪走了她的行走能力，從此只能依靠輪椅出行。

“我想找一款不需要別人幫忙，就能自行解決大小便、出行的電動輪椅，便袋能從座椅上方取出，坐寬最好富裕一些……”何阿姨向記者詳細描述了她的需求。

在很多人看來，何阿姨的需求應是比較基礎的技術就能實現，為什么她要來到福祉展尋找產品？

在跟隨何阿姨看展的過程中，記者找到了答案。在大部分商家眼里，殘疾人默認有人照護、不出遠門，因此市面上少有精準匹配何阿姨需求的產品。

“人們都覺得殘疾人不應該出門，但我真是按捺不住。”何阿姨有些哽咽：“我天天盼著能出門轉轉。”

何阿姨的情況并非個例。長期以來，輔具研發生產和消費者需求存在不匹配的情況。“一方面，消費者經常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產品，另一方面企業生產的產品又賣不出去。”史志強表示。

“我國輔具企業沒有在需求調研上‘扎進去’，往往‘想當然’地去解決問題。”劉志紅在調研時發現，一些助盲產品用震動或聲音的方式提示路障的距離，但無法給出障礙的具體方位與類別，加之提示的延遲問題，反而給盲人帶來困擾。“這樣的產品很難經得起市場的考驗，很多企業慢慢就做不下去了。”她說。

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一線調研，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反饋。

福祉展上，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六足導盲機器人團隊成員拉住了好幾位盲人“體驗官”。

“您坐地鐵的時候有工作人員陪同嗎？是坐直梯還是扶梯？路線通常怎么選擇……”從出行方式到出行難題，團隊成員詳細地詢問他們的日常生活體驗。

“盲人朋友的反饋在盲杖設計、語音交互體驗等方面給了我們很多啟發，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完善產品。”團隊成員說。

提質，從標準化上發力

產品質量是評判輔具產品好壞的重要指標。國家康復器械質量檢驗檢測中心主任閆媚認為：“國產輔具實現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跨越，推進標準化工作是關鍵。”

標準是評價產品質量的一把尺子，很多人認為高標準等于好標準，實則不然。閆媚認為，一把好尺子既要適合測量對象，也要與時俱進地更新。標準化工作是為了規范、推動行業的發展，設定高標準“卡死”企業并非制定標準的初衷。

以四腳手杖為例，在國外，通常是病人在醫院、機構康復訓練時使用這一輔具，底爪的尺寸會比較大；而在我國，其使用場景則更為家庭化、日常化，一些偏癱的老人在日常行走中用它來助行。因此，如果用國外的標準來評判國產四腳手杖，大部分產品都難以達標。

同時，隨著輔具產業的進步，標準也應及時調整。例如，“動態結構強度試驗的加載次數”是下肢假肢的關鍵技術指標之一。根據我國生產加工工藝以及市場發展狀況，這一指標最初設為100萬次。幾經修改后，現行指標提升到了300萬次，與國際水平一致。

標準重在制定，難在執行。記者調研發現，目前，在殘疾人服務和康復輔具領域，有208項現行有效的國家標準。但近年來輔具產品抽檢達標情況卻不樂觀。

2023年，京津冀三地消協對20輛不同品牌的手動輪椅車商品進行比較試驗。結果顯示，8輛樣品滑行偏移量超出國家標準要求的限值，3輛樣品駐坡性能低于國家標準要求，11輛樣品靜態強度低于國家標準要求，6輛樣品沖擊強度低于國家標準要求。

這些問題說明，我國輔具產業的提質之路還很長。

“中國殘疾人輔助器具中心正積極推動標準的應用，把現有標準用上、用好。例如，我們在一些輔具的主要產區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組織開展培訓，促進企業更好地落實標準，提升產品質量。”閆媚說。

推動已有標準不斷落實的同時，行業也在呼吁制定新標準。

“在VR技術干預特殊兒童這一領域，目前沒有具體的行業標準。我們正和合作機構一起，從日常教學開始，探索適合特殊孩子的教學方法，并形成標準化教案。希望行業專家共同推動新技術、新領域的標準化工作。”深圳市星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馮勝鋒說。

扶持，從產業政策著手

促進國產輔具發展，既要用好“看不見的手”，也要用好“看得見的手”。

記者了解到，過去，由于人們對輔具認識不足，購買力不強，我國輔具產業總體產值較低，相比于其他工業門類，發展較為滯后。

如今，一方面，我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越來越多的人愿意購買輔具，提升生活質量；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輔具市場也在不斷擴大。

我國是世界上輔具需求人數最多、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輔具產業已成為兼具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朝陽產業，是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新的增長點。”史志強說。

我國高度重視發展輔具產業，增進民生福祉，相繼出臺《關于加快發展康復輔助器具產業的若干意見》《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等政策，推動輔具產業及服務加快發展和升級。

各地也在積極孵化輔具產業。例如，深圳市殘聯在2020年成立了深圳市無障礙孵化空間。

“3年前，經過多輪專家評估打分，我們成功入駐孵化空間，從此有了免費的辦公場所。殘聯還幫我們聯系到合作伙伴，我們出技術，社區孤獨癥康復機構負責教學訓練，共同為孤獨癥兒童提供幫助。”馮勝鋒十分珍惜從孵化空間獲得的扶持資源。

我國也在加大對輔具產業的科技資源投入。科技部將殘疾人康復、無障礙環境建設、輔助技術等領域科研項目納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國殘聯近5年來設立各類科研課題300余項，帶動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殘疾人康復和輔具領域的科研創新和成果轉化。

“在政策的推動下，中國殘疾人輔助器具中心累計牽頭承擔和參與了7項國家重點專項項目；我們還向社會發布課題，提供資金支持，積極吸引各類社會主體參與。”史志強說。

“未來，我們將繼續加強輔具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把我國的新產品、新技術帶到國外，為中國輔具企業‘組團出海’提供支持。”史志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