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伍曉陽 嚴勇

作為中國商周至漢晉時期云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的河泊所遺址近日入選中國2024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

河泊所遺址考古成果表明，這里既是古滇國都邑，也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更以出土的封泥、簡牘、建筑基址等實證，串聯起中國西南邊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歷史脈絡，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格局。

古滇國的歷史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是兩千年前中國古代西南邊疆的一個區域性政權。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金質“滇王之印”，以考古實證印證了漢武帝賜印封王的歷史事件，標志著滇國從相對獨立的酋邦轉變為漢王朝郡縣制下的特殊政體。

自2014年開展系統性考古發掘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遺址西部發現密集的居住區、祭祀區和手工業區，出土的“滇國相印”封泥與青銅器、陶器等遺存，首次確認這里就是古滇國的政治中心。

而在遺址東部，以上蒜第一小學為中心的區域內，寬約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墻遺跡以及“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的集中出土，則指向了另一個重要“身份”——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設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是漢朝在公元前2世紀為加強西南邊疆管理設立的一個行政區，位于今天的云南地區。

2024年河泊所遺址發現的“益州”銘文瓦當，成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關鍵證據。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這種“一址雙城”的獨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國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現出漢王朝在此營建新城、推行郡縣制的治理智慧，生動體現了中央政權“因俗而治”的邊疆政策。

如果說青銅器是古滇文明的瑰麗象征，那么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與封泥，則是中原制度在邊疆落地的直接見證。蔣志龍介紹，目前遺址共發現簡牘5萬余枚，其中1.4萬枚帶有文字，內容涵蓋行政文書、司法記錄、戶籍名冊等，詳細記錄了益州郡的賦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

河泊所遺址內，一枚寫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簡牘，將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漢中期。“罪當死”等司法文書的出土，實證了漢律在邊疆的施行，“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滇池以郵行”簡文揭示了漢代覆蓋益州郡的郵亭網絡，而記載《論語》的簡牘殘片則表明兩千年前儒家文化已傳入邊疆。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這批珍貴簡牘，還完整再現了漢代西南地區郡、縣、鄉、里四級地方行政區劃和組織層級，填補了漢代社會基層結構的空白。

封泥是中國古代簡牘文書或物品捆扎結繩處的泥團，通常蓋著主人印章，既能標識來源，又能防止被私拆。一般來說，官方文書資料會采取焚燒、填埋等方式集中銷毀，在焚燒過程中封泥發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來。

在河泊所遺址，與簡牘互為印證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發現。尤為珍貴的是“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填補了文獻空白——漢武帝在賜予滇王金印的同時，亦設立“滇相”一職，形成“郡國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復長其民”的傳統權威，又通過郡縣制將邊疆納入國家行政體系。

“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章”等官印封泥，不僅串聯起益州郡與周邊郡縣的行政網絡，更揭示了中央與地方、邊疆與內地的文書往來。

專家指出，河泊所遺址完整串聯起古滇國與漢代兩大階段。石寨山文化青銅器展現的狩獵、祭祀等場景，印證了歷史文獻中“椎髻、耕田、有邑聚”等關于古滇國的記載，凸顯西南邊疆的文化多樣性；而漢代益州郡的設立，標志著中央政權對云南的正式管轄。益州郡郡治與滇國都邑比鄰的格局，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質，又通過行政制度推動“國家一體化”，成為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的縮影。

蔣志龍說：“河泊所遺址實證了西南邊疆自古以來的國家認同，是‘多元一體’文明演進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