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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實習記者 孫瑜 記者 操秀英 策劃 劉莉

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有自身發展成熟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政府可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手段激勵社會資金通過捐贈支持基礎研究。政府的激勵幅度越大，社會資金投入的體量就會越大，多元化投入機制也會越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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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4月30日，看到騰訊公司發布“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的消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朱欣樂激動地發了條朋友圈。

作為長期關注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研究人員，朱欣樂深知這一計劃的意義。

“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將長期穩定地支持一批在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全職工作的科學家自主選擇研究方向，聚焦“從0到1”的原始創新。在未來10年里，騰訊公司將為該項目投入100億元人民幣。

像一塊石頭落入湖面，該項目在基礎研究領域激起層層漣漪。

武漢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轉發了相關消息，他們同朱欣樂一樣，期待著“后續”——項目申報資格、申報渠道等更多信息將陸續公布，年內正式啟動申報。

100億元，可謂大手筆。

對于我國基礎研究需要的總經費來說，它或許還微不足道，但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社會資金正在涌動，各界疾呼多年的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已經開始。

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中政府投入占90%以上

“美國、德國有一些私人基金會等民間資本在支持基礎研究，這在我國還未出現。”201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的楊衛曾直言。

基礎研究是創新之源，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動力和源泉，但它又存在周期長、難度大、高風險等現實問題，正因如此，基礎研究投入一直是科學家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礎研究整體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進入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

尤其是，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持續快速增長，年均增幅達14.6%，2021年達1696億元人民幣，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比例連續3年超過6%。

這一增長趨勢讓多年來持續呼吁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強度的楊衛等科研人員倍感欣慰。更讓楊衛高興的是，他多次提出的“要撬動地方、企業和國防投入的一部分用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建議，正一點點變成現實。

長期以來，我國對基礎研究資助力度最大的是中央民口的財政經費。相關資料顯示，政府投入占基礎研究經費的90%以上。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薛薇告訴記者，這個比例很可能是保守估計，真實情況可能更高。

與很多世界科技強國相比，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結構有待完善。

科技部副秘書長賀德方曾分析，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資金中，財政占比其實跟美國聯邦政府相差并不多，但兩國基礎研究投入的總額差別巨大，主要原因在于投資結構的差別。美國除了聯邦政府的投入外，州立級財政會有相應的投入資金，更重要的是，企業和基金會等民間資本也會對基礎研究進行持續支持。但是我國基礎研究主要以中央財政支持為主，地方財政和企業所占比重極少。

據統計，2017年美國政府投入約占基礎研究經費的45%，剩下的55%來自企業、大學和非營利組織。在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早有私人基金會和慈善機構資助基礎研究的傳統。

朱欣樂向科技日報記者提到了“英國維康信托基金會”。這個成立于1936年、專注于健康及醫學領域研究的慈善信托組織，2021年資產規模達到了382億英鎊。

據她介紹，該基金會對各層次科研人員的資助十分靈活，即使大學本科生暑期實習，也可以申請臨時性的、與基金會資助領域相關的項目，資助標準除了能夠覆蓋其研究發生的全部費用外，還能覆蓋科研人員的生活成本。

截至目前，維康信托基金會資助的科研人員中已經誕生了30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

國外社會資金支持基礎研究更加活躍，伴隨著現代科學發展歷程。楊衛告訴記者：“現代科學剛萌芽時，很多科學家由興趣驅動，認為基礎研究是很高尚的事業，把自己的家產都投入到基礎研究當中去。例如，18世紀到19世紀，不少英國的王公貴族就在自己的城堡里做基礎研究實驗，后來用家產成立各種各樣的基金會，支持相關研究。”

他還提到了一些國外的基金會：德國的亥姆霍茲基金會，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人成立的基金會，還有現在比較知名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資助基礎研究。”楊衛說。

事實上，如何讓更多的資金進入基礎研究，也一直是科技管理部門和科學家們希望解決的問題。

政府最早引導社會資金進入基礎研究的舉措或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成立聯合基金。1996年，為改變我國鋼鐵業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寶鋼集團成立“鋼鐵聯合研究基金”。該基金在鋼鐵發展的前沿技術和先進工藝關鍵技術基礎研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楊衛說，聯合基金在吸引、整合社會資源投入基礎研究，以及引導科研人員關注國家戰略需求和區域、產業發展等方面已發揮了重要作用，亦是自然科學基金委先試先行，面向國家需求、引導多元化投入、推動資源共享、促進多方合作的成功探索。

但相當長一段時間，總體而言，基礎研究對社會資金來說是個過于宏大的命題。

聯合基金的嘗試與“大獎先行”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地方政府也開始多方探索。2015年，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首次引導企業資金支持北京地區基礎研究，與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按照1∶4的比例，共同出資設立了一支聯合基金。在此后的三年間，立項經費867萬元人民幣，支持了17個圍繞母嬰健康相關的基礎研究項目。

此后，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先后與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淀區政府、豐臺區政府、北京佰才邦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科信必成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立多支聯合基金，累計立項經費超過2億元人民幣。

2021年，上海市科委與聯影集團聯合設立“探索者計劃”，拉開了上海探索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的序幕。據報道，時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陳鳴波透露，上海將積極構建政府、企業和社會力量多元化投入的渠道，啟動“探索者計劃”，引導企業與政府聯合設立科研計劃，鼓勵企業和社會捐贈或設立基金會，探索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共同設立區域創新發展聯合基金。

更積極的信號是，一批企業和企業家基于企業長遠發展和社會責任，開始關注基礎研究。

阿里巴巴在2017年成立了從事前沿技術研究的達摩院，開展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研究，與高校進行深入合作，聯合培養創新型人才。華為在2019年成立戰略研究院，通過每年3億美元的合作經費，支持學術界開展基礎科學、基礎技術、技術創新的研究。

在2018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紅杉資本中國創始合伙人沈南鵬在小組討論的第一天，便表示自己一直在關注基礎科學的發展，希望下一步國家能完善基礎研究多元化支持機制。

“在基礎研究的資金支持上，除了政府的穩定支持，民間資本應扮演重要的角色。要鼓勵民間捐贈，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和企業家拿出資金支持基礎研究，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為國家排憂解難、作出貢獻。”沈南鵬說。

2016年，沈南鵬和其他幾位企業家一起設立未來科學大獎，并邀請知名科學家組成科學委員會，以保障大獎的專業性。這是我國大陸地區第一個由科學家、企業家群體共同發起的民間科學獎項，關注的正是原創性的基礎科學研究。2019年，沈南鵬代表捐贈人大會做出“將未來科學大獎永久化”的承諾，除延續原有年度捐贈外，還發起成立總額為1億美元的永久捐贈基金。

未來科學大獎誕生2年后，科學探索獎出現。

它由騰訊基金會發起人馬化騰、時任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攜手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振寧、清華大學天文系主任毛淑德、中國工程院院士何華武等十幾位科學家共同發起設立。騰訊基金會投入10億元人民幣的啟動資金資助該獎項。

科學探索獎評審委員會每年遴選出50名、年齡不超過45歲的中青年科學家。獲獎者每人可在5年內獲得共計300萬元人民幣獎金。獎金由獲獎者自由支配。這也正是該獎項的初衷，給予那些有潛力的年輕科學家重獎，幫助他們掙脫現實生活的“引力”，讓他們能心無旁騖地去探索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的“無人區”。

2020年生命科學領域獲獎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院長黃志偉表示，科學探索獎給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年輕人提供了信心，支持更多青年學者從事最基礎的、真正的研究。

“總體而言，多元化投入的情況越來越好”

今年年初，僅聊了1小時，40歲的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腦虎科技”創辦人陶虎，就獲得了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的投資和對其長期支持的承諾。

陶虎和陳天橋聊了腦科學未來發展趨勢、核心技術挑戰和關鍵應用場景。陳天橋對于腦科學，特別是腦機接口領域的了解和投入，令陶虎震驚。

腦科學，是基礎研究亟待突破的領域之一。

自2016年宣布投入10億美元支持腦科學研究以來，陳天橋已先后支持了全球10多個國家的大腦基礎研究、腦疾病治療和學術交流，獲得了一系列成果。

10億美元，何不投入應用研究？對基礎研究，它能發揮多大作用？

陳天橋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支持希望小學、參與扶貧脫困，但投入基礎研究，能讓全人類受益；民間資本的靈活性可以為基礎研究帶來效率提升。比如，更好地資助青年科學家。

“從經費分配來說，現在的青年科學家往往拿不到大錢，或者只有掛在學術大牛名下才能拿到大錢。我們到很多大學談捐贈資金，都是校長、系主任出來接待，然后再把錢分下去。但問題在于，科學就是挑戰，如果青年都掛在大牛名下，還怎么挑戰學術權威？”陳天橋說。

捐贈基礎研究的，不止陳天橋。

2021年4月，鵬瑞集團董事局主席、邁瑞醫療聯合創始人徐航與鵬瑞公益基金會共同向世界頂尖科學家發展基金會捐贈10億元人民幣，為期五年。這一捐贈也成為該基金會成立以來獲得的首筆捐款。這筆資金將用于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國際科學合作交流及扶持青年科學家成長項目。

徐航對媒體表示，自己一直專注于技術應用領域，但技術應用層面的質變，必須依靠基礎科學理論的突破。在人類共同面臨新冠疫情、向科學尋求答案的時刻，希望更多企業家關注并投身科學事業，為基礎科學和前沿科學研究、科學交流和成果轉化貢獻力量。

再就是最近發布的騰訊的“新基石研究員項目”。該項目嚴格遵循“科學家主導”的原則，設立科學委員會作為核心機構，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擔任首屆科學委員會主席。

施一公表示：“未來10—20年將是中國科技發展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的關鍵時期。基礎研究是科學之本，這要求基礎研究領域率先實現更多突破。該項目將在未來10年穩定支持200至300位杰出科學家，為他們的自由探索提供最大空間。期待這些科學家能夠提出和解決重大的科學問題，推動理論創新，領跑學科前沿，開拓新的研究方向和領域，成為科學界新的學術領頭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科學委員會委員潘建偉則認為：“這一項目響應了科學界長久以來的期待。自由探索瞄準不確定性，往往難度大、風險高、耗時長，社會資金更具有靈活性，能夠為專注自由探索的科學家雪中送炭。”

對這些變化，楊衛很欣慰。“基礎研究是造福整個人類社會的，多元化投入比光靠政府部門要好。”他說，“應當歡迎、鼓勵、支持社會力量投入基礎研究，和政府相互補充。”

薛薇也持相同的觀點。“基礎研究是公共產品，主要由政府投入、公共部門供給，但來自企業、個人和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資金投入對政府投入是有益補充，項目選擇自由、經費使用靈活、組織方式多樣。”

“以前，港澳華僑企業家捐贈比較多，近年來，國內一些創新頭部企業也開始投入基礎研究了。總體而言，多元化投入的情況越來越好了。”楊衛說。

落實層面仍需出臺更細致的支持政策

近年來，有關部門重視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將“鼓勵社會力量投入基礎研究”寫進了政策和法條。

2018年《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提出，建立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探索共建新型研發機構、聯合資助、慈善捐贈等措施，激勵企業和社會力量加大基礎研究投入。

2020年科技部辦公廳等6部門在有關通知中進一步明確，支持社會各界設立基礎研究捐贈基金。

2021年修訂通過的科學技術進步法規定，國家引導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鼓勵社會力量通過捐贈、設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礎研究，給予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支持。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鼓勵社會以捐贈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

這些“重磅”文件為基礎研究投入確立了堅定的“多元化”方向，具體到落實層面，接受采訪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還需要政府出臺更具體細致的支持政策。

“應該有更多具體的引導政策，比如企業捐贈了基礎研究，這筆錢應該在稅收上進行一定的抵扣或優惠。政府和社會也應該表彰支持基礎研究的企業或個人。”楊衛表示。

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魏世杰看來，國內社會資金捐贈基礎研究現象呈“點狀”散亂分布，還沒有形成規模，原因一方面在于社會沒有形成捐贈基礎研究的風尚，另一方面在于捐贈渠道不是很暢通，缺乏專注于基礎研究的基金會。

“企業捐贈基礎研究與捐贈基礎教育、扶貧濟困等同屬于履行社會責任，但捐贈基礎研究得到的社會關注較少。還是需要通過宣傳、表彰等方式提高社會關注度，也可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手段激勵社會資金通過捐贈支持基礎研究。”魏世杰說。

近年來，薛薇在社會力量投入基礎研究的相關調研中，聽到了“困難重重”的聲音。

“在中國發起設立一個基金會，非常難。現在私人部門發起設立的非營利性研發機構多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性質，在人事檔案管理、人才引進和職稱評定等方面難以享受和企業、事業單位平等的支持政策。在捐贈稅收優惠方面，基礎研究捐贈沒有特殊稅收激勵；非營利性研發機構也難通過‘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審核，捐贈者難以獲得捐贈稅前扣除優惠。現在基礎研究捐贈規模還比較小，但有增加跡象，未來吸引大規模社會捐贈還是得拓寬捐贈渠道，營造良好的捐贈環境。”薛薇說。

她還建議，對成立支持基礎研究的非營利性組織，“放開一些”，從國家層面為社會力量投入科學研究搭建一些平臺和渠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農業部等政府部門很早就發起設立了專門資助科學研究的基金會，接受私人捐贈并給予相應權益，而在我國，還沒有國家層面吸收社會捐贈資助基礎研究的基金會。”

在薛薇看來，我國自然科學基金的聯合基金模式是吸引社會資金投入基礎研究的有益探索，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目前的聯合基金沒有獨立法人形式，走的是一般科研項目審批的流程，尚不能充分體現地方、企業等聯合資助方的訴求，以現有管理模式難以做大。”

不少出資聯合基金的企業希望能有更多“話語權”。

有企業家表示：“學術型的專家對于應用性項目有一個了解的過程，有時會因為創新性不夠而否掉企業需要的項目。”對此，學者們建議，設立相對獨立的“聯合基金管理中心”，完善聯合基金治理體系和管理機制，完善符合聯合基金特點的評審標準和成果利用機制。

“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有自身發展成熟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政府的支持幅度變大，多元化投入的體量就會增大，發展也會更快。”楊衛表示。

他們期待著“扶一把”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