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是最震撼的中國實踐，也是最鮮活的中國故事。開展新時代“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口述資料采錄與整理工作，及時、忠實、生動記錄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還原這些成就和變革的“誕生歷程”，旨在為黨留聲、為國存史、為新時代畫像。

習近平總書記深情指出：“我先后在中國的村、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是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我立志要辦成的一件大事。”面對擺脫貧困這一世界難題，中國共產黨交出了一份讓人民滿意、讓世界矚目的時代答卷。2024年7月以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組織專家學者開展“脫貧攻堅”口述訪談，生動記述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率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創造彪炳史冊人間奇跡的光輝歷程，真實記錄脫貧攻堅過程中億萬干部群眾上下同心、苦干實干的奮斗故事。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如何擘畫脫貧攻堅總體戰略？“苦甲天下”的隴原如何振興？獨龍族如何“一步跨千年”？“精準脫貧”大政如何出于小村？寧德下黨如何“弱鳥”高飛？閩寧鎮如何從昔日干沙灘變身今日金沙灘？高原墨脫如何從“天路”變“通途”？四川大涼山腹地如何驅走愚昧貧窮這些“鬼”？“組團式”幫扶如何將優質資源送到塞外邊疆？……我們通過親歷者的講述，為讀者還原中國共產黨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的歷史畫卷，生動展現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生動彰顯了“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從今日起，學習時報開辟專版，連載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口述實錄，為廣大讀者朋友奉上有溫度、可觸摸的歷史。

口述人：劉永富，1957年出生，湖北隨州人。2002年2月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2007年12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2011年3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13年11月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扶貧辦主任。2021年3月任十三屆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現任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鄉村發展志愿服務促進會會長。

訪談組：蒲實 王道勇 陳思 黃珊 王曉莉 王燊成

日期：2020年12月10日，2024年4月22日、24日

地點：國務院扶貧辦、中國鄉村發展志愿服務促進會

擺脫貧困的千年夢想

如何擺脫貧困始終是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難題。從漫長的歷史來看，早在先秦時代的《詩經》中，古人就表達了對小康社會的向往，但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貧困人口一直很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只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理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才是當時的現實。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挨餓受凍，在苦難中一路走過來，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人民群眾的生活才開始從根本上有所改觀。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土地改革，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幾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實現了翻身做主人，圓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新中國百廢待興，在摸索中搞建設，一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生產力水平仍然落后，糧食不夠吃，人民群眾普遍貧困。饑餓到底是什么感受？可能年輕人不一定理解，但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是有切身體會的。白天干完活，晚上沒飯吃，就靠睡覺恢復體力，有時候餓得兩眼發直，見到一頭牛都想把它吞下去。這就是饑餓。

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中的一件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理順了農村最基本的生產關系，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絕大多數人能吃飽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后來又免除農業稅，很多人實現了增收，脫了貧。改革開放極大促進了國家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啟動實施了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減貧進程加快推進，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黨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減貧方略，先后實施了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減貧、開發式扶貧、區域扶貧、扶貧攻堅等，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減貧工作機制，減貧方式逐步實現了從救濟式到開發式的重大轉變，扶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仍有一部分群眾即便享受了政策，還是無法擺脫貧困，主要是那些邊遠地區、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受自然條件和歷史、現實因素的影響，生活仍然很困難。并且，每輪攻堅下來，都會剩下3000萬左右當時標準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縣也因為扶貧標準不斷提高而有所增加，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十分突出。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減貧進入脫貧攻堅歷史新階段。這個時候，我國已經基本具備集中力量解決現行標準下1億絕對貧困人口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但能否解決，領袖的作用就至關重要，需要領袖決策、部署、指揮。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關鍵時刻一錘定音，下了政治決心、作出政治決定，一定要在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絕對貧困，讓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既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底線任務，也是黨帶領全國人民消除絕對貧困的必然選擇，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民心民意的決定，體現了領袖的擔當。

脫貧攻堅的重大政治決定

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中國的村、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他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花的精力最多。

脫貧攻堅序幕拉開的標志，是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2月到河北阜平革命老區調研，這是他在黨的十八大之后首次以扶貧為主題的調研活動。他后來多次講到阜平情結：“我去阜平，是奔著晉察冀去的，奔著革命老區去的，奔著看真貧、扶真貧去的。聶榮臻元帥講過，‘阜平不富，永不瞑目’，我們得記住他的話。”在阜平調研的時候，他深刻指出了當時我國扶貧工作的重點：“‘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在‘三農’工作中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中之重”，鼓勵基層干部群眾堅定信心，村里至今還流傳著他當時講的那句話：“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湘西民族地區調研，在花垣縣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理念。他跟當地干部群眾講的那席話特別實在：“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三件事要做實：一是發展生產要實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簡單明了的三句話，讓干部群眾很容易就明白扶貧該怎么干。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1月到內蒙古、3月和5月到河南蘭考、11月到福建調研。這一年，總書記兩赴蘭考。3月那次調研，總書記在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之所以選擇蘭考作為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聯系點，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因為蘭考是焦裕祿同志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是焦裕祿精神的發源地。5月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到蘭考調研指導工作，參加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叮囑當地領導干部要秉公用權，多為老百姓造福。在這次會議上，蘭考縣委書記發出了很多人壓在心底多年的“蘭考之問”：“焦裕祿書記離開50年了，蘭考為什么還是一個‘窮’字？我們年年學習焦裕祿精神，為什么身上還缺乏老書記對群眾的那股親勁、抓工作的那股韌勁、干事業的那股拼勁？”到2012年，蘭考還有13.04萬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15.6%。“蘭考之問”問得好，發人深省！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到云南、陜西、貴州調研扶貧。6月18日，總書記在貴陽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扶貧攻堅與“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他講出了內心的擔憂：“扶貧開發工作依然面臨十分艱巨而繁重的任務，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強調，就是因為心里還有些不托底。”因此，他在這個座談會上確定了扶貧攻堅的目標框架，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切實落實領導責任，切實做到精準扶貧，切實強化社會合力，切實加強基層組織。

習近平總書記日理萬機，為什么在黨的十八大之后的兩年半時間內密集調研扶貧工作？他曾在一次會議上給大家推心置腹地講：調研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貧困地區，不了解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就不會真正了解中國，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國。

正是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科學分析研判，作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大決定。2015年11月，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會后，黨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吹響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在這個《決定》中，黨中央首次明確提出了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這是脫貧攻堅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是總書記心血的結晶，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藍圖，后續工作都是在這個《決定》的框架下進行的。

決戰決勝的關鍵五年

作出全面部署后，接下來就是如何抓落實的問題了。回憶整個脫貧攻堅的過程，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緊張有序，波瀾壯闊、難以忘懷。8年精準扶貧、5年脫貧攻堅戰，好像今天一說很簡單就完成了，其實故事很多，難度很大，絕不是輕輕松松就打贏的。從2016年到2020年這5年的時間，習近平總書記一刻也不停歇，始終率先垂范，一邊調研，一邊發現問題，找出重點難點，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督戰。總結起來，主要是從四個方面著力。

首先是明確目標。脫貧攻堅的目標，集中到一點，就是到2020年實現“兩個確保”：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摘帽。與前幾輪扶貧相比，這一目標任務有兩個明顯不同：一是細化了扶貧標準。概括起來就是“一二三”：“一”就是年人均純收入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到2020年人均純收入達到4000元左右；“二”就是做到不愁吃、不愁穿；“三”就是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標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兩不愁三保障”。二是“不留鍋底”。《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實施結束時，分別剩下3209萬和2688萬當時標準的貧困人口。貧困縣在歷史上進行了三次調整，由于扶貧標準不斷提高，總數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越來越多，從331個增加到832個。這次任務的艱巨性就體現在，必須做到全部脫貧、全部摘帽。

中央明確脫貧攻堅目標后，一些地方一度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拖。有些地方思想上不夠重視，工作上比較被動，貧困群眾滿意度低。一種是急。有些地方急功近利，對脫貧目標層層加碼。有的不考慮穩定脫貧，單純計算當年收入，把貧困人口“算”出去；有的不研究貧困人口增收措施，簡單采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做法。一些地方提出要提前實現脫貧目標，多的提前3年，少的提前1年。省里時間提前了，市里、縣里就緊跟著層層加碼提前。有的地方提出的口號是：“白加黑、5加2，三年活一年干”，“奮戰360天，貧困帽子甩一邊”。有一個縣貧困發生率高達30%，卻提出要提前4年脫貧摘帽。這種不顧客觀條件的層層加碼，看似積極向上，實則違背規律、急躁冒進，欲速則不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癥，確保脫貧質量。為此，我們就指導各地制定了減貧滾動規劃和年度計劃，加強了引導和約束。還制定了貧困縣摘帽、貧困村出列、貧困人口退出的標準和程序，嚴把質量關，防止“大躍進”。

第二是壓實責任。在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黨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習近平總書記說，這就是軍令狀，簽了就是承諾，承諾了就要兌現。干好了，論功行賞；完不成任務，軍法從事。什么叫“軍法從事”？就是“按照軍法嚴辦”。總書記曾在軍隊工作過，他善用軍事語言。大家都知道命令的嚴肅性、絕對性，你必須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絕不允許推諉、搪塞、打折扣。我認為這是戰勝困難的一個重要的“法寶”：抓住“關鍵少數”。

脫貧攻堅必須從黨的領導、責任的落實、政策的落地來抓，必須“一把手”抓。正如我們常說的：“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馬就不難。”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五級書記抓扶貧，中西部地區落實主體責任，東部地區落實幫扶責任，中央各部門落實行業主管責任，各級各部門“一把手”都在認真抓。中央要求貧困縣黨政“一把手”保持穩定，不脫貧不能調離，確保工作連貫性，確保各項部署落實到位。

第三是分年專題指導。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每年的新年賀詞，都會講扶貧。每年新年后第一次國內考察，都是到貧困地區看真貧。每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都會和代表委員共商脫貧。每年都會圍繞一個主題召開脫貧攻堅座談會，部署推動工作落實。全世界找不出比習近平總書記更重視脫貧、更關心貧困人口的政治家。總書記分年分專題指導，全黨全社會動員，各級書記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都跟著總書記往前沖。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這一年，是我國開展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扶貧開發30周年、東西部扶貧協作20周年。這次座談會后，東部地區、中央單位和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的幫扶力度明顯加大。

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這一年的2月，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國務院扶貧辦按要求準備了一個專題片，反映深度貧困地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看到一些地區還很落后、群眾生活還很艱苦，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于是在6月召開這個座談會，請省市縣三級書記來，研究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會后，國家就指導“三區三州”所在6省區制定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年）》，各地結合實際確定深度貧困縣、鄉、村，各方面集中力量攻堅。

2018年2月，黨的十九大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成都主持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這個時候，脫貧攻堅已經取得了決定性進展。總書記安排身處脫貧攻堅主戰場的省、市、縣、鄉、村五級黨組織書記和掛職干部、駐村第一書記代表參加座談會并進行交流討論，進一步加快了脫貧攻堅的步伐。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這時，距離完成任務只剩下不到兩年時間，時間緊、任務重，總書記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拿出過硬舉措和辦法，確保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并且，總書記考慮得非常周全，要求把防止返貧擺上重要位置，適時組織對脫貧人口開展“回頭看”，對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及時予以幫扶。

2020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這是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新冠疫情突如其來。總書記臨危不亂，及時召開這次座談會，盡早動員部署，讓大家從容應對，穩住了陣腳。這次座談會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推進脫貧攻堅，所有省區市黨政“一把手”都參加并作書面匯報，中西部22個省區市一直開到縣級。除主會場外，各地設了2516個分會場，共5.2萬人參會，其中省部級以上領導338人。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方面最大規模的會議，總書記發出了脫貧攻堅總攻動員令。

除了這5個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幾乎在每個重大場合、每個關鍵節點、每個重要時刻，都會強調脫貧攻堅。在脫貧攻堅全過程，總書記始終靠前指揮，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斷、重大決策、重大部署，指引脫貧攻堅保持著正確的前進方向，鼓舞著全黨全社會萬眾一心、奮戰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第四是較真碰硬考核。我們理想的狀態是，扶貧工作要務實、脫貧過程要扎實、脫貧結果要真實、脫貧成效要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所以中央就明確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開展1次成效考核。習近平總書記連續5年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成效考核情況匯報，審定考核結果，發揮考核指揮棒作用。總書記的要求始終是嚴格的，體現了兌現承諾的堅定意志和責任擔當，我們很受教育。

考核主要采取年終考核和平時情況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年終考核主要有省際交叉考核、第三方評估、扶貧資金績效評價、媒體暗訪四種形式。平時情況主要匯集紀檢監察、民主監督、檢察、審計、財政、扶貧以及“三保障”和飲水安全、易地搬遷等相關主管部門發現的問題。通盤考慮各方面情況后，評出好、較好、一般、較差四個等次。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對綜合評價好的省份通報表揚；對綜合評價較差且發現突出問題的省份，約談黨政正職；對綜合評價一般或發現某些方面問題突出的省份，約談黨政分管副職。2016年以來，累計有13個省份被約談，其中有3個省份被約談2次，2020年約談了24個縣。

約談時，首先傳達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考核情況匯報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再通報考核中發現的主要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分管領導同志提出整改要求，被約談人作整改表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考核評估情況通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向各省區市逐一反饋考核評估發現的問題，組織各地進行整改。不僅被約談的省份要整改，沒被約談的省份也要舉一反三進行整改。3個月內不安排脫貧攻堅督查檢查，讓基層集中精力整改。

2016年第一次考核，22個省區市中，產生8個好的、6個較好的、4個一般的、4個較差的。考核成績好的，中央給予通報表揚，還獎勵5個億的獎金；較好的就是公布等次，不表揚也不批評；一般的，約談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較差的約談省委書記、省長。經過政治局會議決定以后，就開始約談程序。由分管中央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約談，把省委書記、省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召到北京來，在中南海談。

第一年，約談了考核等次較差的4個省的省委書記、省長，約談了考核等次一般的4個省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我看他們來的時候神情尷尬，約談中有的面紅耳赤。約談時先傳達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然后通報發現了什么問題、有什么毛病，違背了哪一條，怎么整改？就事說事，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約談過程中，這些領導同志的態度都非常端正、非常誠懇。沒有一個不承認問題的，更沒有一個抵賴的，少數的有一兩句解釋，也在情理之中。

首次約談，對各地觸動很大，體現了較真碰硬。有的省委書記、省長被約談后，非常不安，說：“我們小時候就是好學生，工作后是好干部，從小到大都是被肯定的，今天是第一次被約談。”其實，有些問題是發生在村里的，有的縣委書記都不知道，省委書記、省長更不了解。但這就是較真碰硬，倒逼真抓實干。

精準扶貧的重大戰略

精準扶貧是先進理念、科學方法，其實質就是因地因時制宜、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核心內容是做到“六個精準”：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實施“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解決“四個問題”：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在實際工作中，建檔立卡、駐村幫扶、易地搬遷、小額信貸、光伏扶貧、地區協作，這些都是重要舉措，是精準扶貧方略的生動實踐，也是中國范例。

一是建檔立卡。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前提是把貧困人口找出來并建檔立卡。2014年春節期間，建檔立卡的方案設計出來了。收入在國家扶貧標準之下，以及“兩不愁三保障”問題沒有解決的農戶就認定為貧困戶。但地方落實起來就不是那么回事兒了，農村人口流動性大，本身就困難，而且很多村干部認知不同，缺少執行力，有的還優親厚友。

由于各種原因，有些報上來的貧困戶并不真實。第一次建檔立卡時，大約有30%的貧困戶是不準的。但是，全國扶貧信息系統建起來了，有了這個抓手就好辦了。可以通過這個系統查下去，把真的留下，把假的剔除出去，不斷進行完善。比如，在2015年、2016年我們搞了兩年“回頭看”，完善了這個系統，清退了識別不準人口929萬人，補錄了漏評的807萬真貧困戶。2017年以后，每年都進行動態調整。脫貧攻堅從頭到尾都在做建檔立卡這個事，這是一個動態工作，不是一次劃個“成分”就定終身，而是始終根據變化及時調整完善。退出機制也比較健全。退出由村委會提名，提名后進行公示，讓大家來說是不是真脫貧了。自己認賬，村民認同，政府認定，社會認可，這個時候就可以讓貧困戶退出去，這就是精準退出。退了以后，還要跟蹤監測，防止返貧。目標就是解決當時近1億人的“兩不愁三保障”以及安全飲水問題，消除絕對貧困。

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都實現了“精準”這一要求，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把政策對準真正的貧困戶。我們在基層拿著實際情況對比信息系統，白紙黑字，這就精準了。搞建檔立卡第一年有80多萬人在做這個事，后來搞“回頭看”動員200多萬人。雖然不敢說這套建檔立卡系統精準度達到百分之百，但它畢竟還是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情況，解決了“扶持誰”的問題。

二是駐村幫扶。貧困村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基本都進城務工了，留下的人多數不僅沒辦法，而且沒想法。窮慣了，就“等靠要”；窮怕了，也不敢想。國家采取特殊措施，安排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干部組成工作隊直接到村一級開展幫扶工作，覆蓋到所有的貧困村，解決基層工作力量不足問題，打通了幫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解決了“誰來扶”的問題。

到2020年底，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每年保持近100萬人的駐村規模，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廣大村干部一起奮戰在扶貧一線。

派駐干部有知識有文化、見多識廣，他們到村里比較超脫，能有效防止村干部優親厚友的現象。應當說，駐村干部絕大多數是平時工作中表現比較好的，他們主動申請，很愿意做扶貧這個事情。但是，愿意做就能做好嗎？有的干部下去以后，因為不懂農業、農村和農民，想把城市的經驗生搬硬套進去；有的干部情緒急躁，只會發號施令，卻壓根沒人聽。老百姓是最講實際的，“不見兔子不撒鷹”，他首先要聽得懂、看得見，要見實效，才會認可你。所以，工作隊要付出耐心，在實踐中了解群眾，組織動員群眾，逐步改變他們的觀念和想法。一旦群眾認可你，即便你偶爾說錯了、做錯了，他們也能諒解。

在工作實踐中，干得好的駐村干部無一例外都是以行動感動老百姓。他們融入村子，讓自己成為村里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成為農民的自家人，然后才能引導、幫助他們。我下去調研時接觸到不少這樣成功的例子。

有一個駐村工作隊的同志，原來在稅務局工作，他到村里就改變了一個酒鬼、一個賭徒。這個村有一個村民，酒癮很大，早上起來就開始喝，一天喝三頓酒，24小時基本沒有清醒的時候。一直喝到家里沒錢了，就干點兒活掙錢，但一有了錢，又買酒喝。這個駐村的同志就不斷給他做工作，耐心地勸說他、幫助他、管著他，一點一點地改變他，讓他從一天三頓酒減到兩頓酒、一頓酒，變成一個正常人，還幫助他貸款、搞養殖。這個人很快就脫貧了，而且發展得很好，后來成為村里的致富先進。還有一個是手藝不錯的木匠，每天出去干活都能掙兩三百塊錢，可惜他好賭，一次輸個千八百塊錢都很正常，多少天的收入輸光了，眼都不眨一下。輸光了他再出去掙，然后再賭，再輸。他家里人也管不了他，但是這個工作隊的同志就管他，盯著他，嚴防死守，跟他較真，督促他戒賭。這個功夫沒有白費，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跟我非親非故，這么為我好，我又不是鐵石心腸，怎么能一點觸動都沒有呢？慢慢地，這個人也改變了。他本來就有手藝，只要戒了賭，生活立刻就好起來了。貧困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是因為一些不良習慣致貧，這樣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變的，但是這需要工作隊的同志們投入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耐心。

駐村工作任務艱巨，工作內容繁雜，要特別注重駐村干部的規范管理和教育。通過廣泛的交流，對駐村干部進行培訓。同時開展評先表彰，讓群眾基礎好的、成效顯著的駐村干部介紹經驗，還精選了一些典型案例，讓大家互相學。這些同志都很聰明，又有熱情，通過交流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等他們干得好了，有了創新，又可以分享給別人。駐村干部的退出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有的是有良好的主觀愿望，但是沒有干好，那就回去；有的同志確實有客觀困難，也要實事求是，妥善安排。

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加強脫貧攻堅干部培訓，確保新選派的駐村干部和新上任的鄉村干部全部輪訓一遍”的重要指示精神，通過駐村工作鍛煉了一大批干部。整體來看，駐村干部的教育和培養取得了很好效果，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脫穎而出。2020年2月，正值春節期間，突發新冠疫情，近100萬名駐村干部逆行到崗。駐村干部一到位，一是繼續抓扶貧，二是搞防疫。事實也證明，這支隊伍是經得住考驗的，不僅使脫貧攻堅圓滿收官，而且有效抗擊了疫情。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通過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鍛煉了機關干部，培養了農村人才。”這些干部是主動下去的，既有社會責任感，又經歷了脫貧攻堅戰的考驗，通過鍛煉提高了各方面能力，今后一定有更好的成長，能夠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三是易地搬遷。一些貧困地區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發，通水電路成本很高，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年年扶貧年年貧，停止幫扶就返貧，需要實施搬遷“挪窮窩”。

國家在做貧困群眾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上花了不少功夫。經過充分調研論證，通過縣城集中安置、行政村內分散安置、建設移民新村、依托小城鎮或工業園區、依托鄉村旅游區等多種方式進行安置。中央按照人均6萬元標準，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融資主體資本金、低成本長期貸款、政府專項債務等渠道籌措資金，用于新建住房、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產業就業后續幫扶等。各地根據發展狀況、建設成本等因素，實行差異化補助政策。嚴格控制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5平方米，防止貧困人口因搬遷舉債。加強安置點扶貧車間建設，支持就近就業。很多貧困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居住條件很差。但是有的老百姓就是不愿意搬，他們覺得，搬遷不僅要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還要增加生活成本。我們充分尊重貧困群眾搬遷意愿，知道一些人本意不是不愿搬遷，而是有顧慮，缺乏良好預期。對這些人，我們不搞強迫命令，而是請他們到已搬遷的地方去看一看，當他們看到先期搬遷的不僅房子好，老人看病、小孩上學更方便了，還給勞動力提供培訓，工作也更好找，生活確實比以前好。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也就樂意搬了。

全國共搬遷貧困人口960多萬人，建設集中安置區約3.5萬個，安置房266萬余套，還同步搬遷一般農戶500萬人，1000多萬人搬遷，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西藏高海拔地區和云南怒江、四川涼山、甘肅臨夏等深度貧困地區都把搬遷作為脫貧攻堅的一項重要措施來抓。貴州是全國易地扶貧搬遷規模最大的省份，搬遷貧困人口150多萬。云南怒江近40%的貧困人口實施了易地扶貧搬遷。易地搬遷既扶貧脫貧，又促進了當地的城鎮化建設。

四是小額信貸。建檔立卡發現了13種主要致貧原因，其中缺少資金的占了三成左右。所以2014年國家創新推出了專門針對貧困戶的扶貧小額信貸產品，還有免費技能培訓，支持發展生產，對帶動貧困戶發展的企業和合作社給予優惠貸款和財政貼息。我們知道，孟加拉國有一個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人，他創辦的孟加拉鄉村銀行（音譯也叫格萊珉銀行）貸款100多億美元給窮人，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我們的扶貧小額信貸提供的貸款是多少？7100多億人民幣！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免擔保、免抵押、免利息的。

貧困戶發展產業，搞養殖、搞種植，都可以貸款。國家提供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擔保免抵押的貸款，銀行按基準利率放貸、財政扶貧資金貼息、縣級建立風險補償金，可以說非常優惠。截至2020年底，全國累計放貸支持了1500多萬戶貧困戶發展生產，92%的貧困戶參與了產業扶貧。從2014年到2020年，貧困戶的獲貸率由2%提高到50%，而且呆壞賬比例很低，在1%以下。

五是光伏扶貧。這是新能源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的一項開創性工作。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多次實地察看村級光伏扶貧電站運營情況，多次就做好光伏扶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強調光伏發電扶貧，一舉兩得，既扶了貧，又發展了新能源，要加大支持力度。光伏扶貧是一項全新的工作，沒有預先設定的模板，沒有現成可循的路子。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積極探索，讓星星之火演變成燎原之勢。

從2014年起，國家決定利用6年時間組織實施光伏扶貧工程。在試點的基礎上，在具備光伏扶貧實施條件的地區，利用政府性資金投資建設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其產權歸村集體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貧。到2020年底，全國光伏扶貧容量達到1865萬千瓦，10萬個貧困村建有村級光伏扶貧電站，村年均收益20萬元左右，主要用于設立公益崗位、實施小型公益項目、開展小微獎勵補助等，成效非常顯著。

六是地區協作。比如東西部扶貧協作，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體現。上個世紀90年代，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同志擔任省領導小組組長所推動的閩寧對口扶貧協作，開創了東西部扶貧協作的“閩寧模式”。

2016年7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閩寧鎮實地察看精準脫貧和產業發展情況時說，“閩寧鎮探索出了一條康莊大道，我們要把這個寶貴經驗向全國推廣，做一個示范，實現共同富裕。”讓“干沙灘”變“金沙灘”的關鍵就在于習近平同志的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和擔任總書記以來的持續關心、支持、指導。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先后五次出席閩寧對口扶貧協作聯席會議，提出了“聯席推進、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互學互助、社會參與”的指導原則，為閩寧對口協作指明了方向，為兩省區干部群眾不懈奮斗注入巨大精神力量。擔任總書記后，先后于2016年、2020年、2024年3次赴寧夏考察指導。二十多年的久久為功，閩寧兩省區始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推動建立的五項機制，一屆接著一屆抓、一任接著一任干，促進了民族團結，譜寫了東西部扶貧協作的新篇章。

地區協作的另一個典型范例是新疆。南疆地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發生的變化，頂得上過去歷史上所有的變化。以前，南疆一直是純農業地區，現在有了現代工業，民族向心力進一步增強。這是誰帶來的？是國家重點支持和統籌調動發達地區帶來的。19個援疆省市、中央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對口支援新疆，搞產業園，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現在，新疆的紡織、鞋帽、電子等制造業用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南疆地區發生深刻變化，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一、二、三產業增長齊頭并進，這就是當年脫貧攻堅搞對口支援的效果。全國動員起來了，全國一盤棋，東部抓得很緊，工作特別主動，他們把西部的事當成自己的事在做，有效激發了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大家都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這就是我們制度的優越性所在。

我們有很多新點子、新辦法，但絕不是拍腦瓜想出來的，而是首先通過試點積累實踐經驗，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向全國推廣。比如電商扶貧試點就是這樣產生的。隨著技術的發展，創新的商業模式與物流網絡一天比一天更能發揮重要作用。城市里生活的人早就習慣在電商平臺、直播間買東西了，現在廣大的偏遠農村把自己的農產品、特色手工藝品等產品通過平臺賣到全國各地，生產者自產自銷，避免了中間商賺差價，消費者也能得到一定實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國家這十幾年來快速發展的郵政快遞業起到了關鍵作用。很多脫貧地區的農特產品通過郵政快遞網絡銷售到全國各地，拓寬了農民增收渠道，也拉動了當地就業。

甘肅隴南就是我國首個電商扶貧試點市。隴南地處大山深溝，交通不便，優質農產品走不出去。為了把當地盛產的花椒賣出去，每年都開展銷會，但經常是費了很大力氣，最終也賣不出多少產品。2015年隴南被列為全國首個電商扶貧試點市后，這個狀況就扭轉了。短短幾年時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隴南電商扶貧的效果是眼看著好起來。那里的同志也非常能干，從試點干成了示范。農產品有多少賣多少，倉庫空空，展銷會也不用開了。由此可見，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旦跟上，通村公路、寬帶網絡、物流倉儲、快遞配送……這些“硬基礎”有了，農民在家門口就能把錢掙了，還不用外出打工，可以陪伴家人。更大的意義是，讓貧困群眾能夠參與到先進互聯網技術、新的業態里，這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