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報記者?房琳琳 策劃 何屹 房琳琳
數據確權與合規，是全球企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共同面臨的難題。
推動行業數據互聯互通、共享流通，釋放行業數據價值，正是討論企業數據確權的著眼點，也是落腳點。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是我國首次將數據列為新的生產要素。
毋庸置疑，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數字時代，而“中國數字經濟探索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已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廣泛共識。
然而，基于數據要素開展經濟活動，還面臨眾多挑戰。其中，數據權利究竟如何確定，是數據要素參與經濟運行的起點，更是全球理論界、學術界、產業界、法律界的爭議點，也是阻礙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大難點之一。
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正式發布，提出20條政策舉措。其就數據產權創新性地提出了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制度框架。此舉被認為是重大制度創新，有助于突破數據產權困境。
今年全國兩會上，“數字經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被提及，這已是“數字經濟”第6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3月7日，根據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議案，組建國家數據局，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
那么，數權在法律界定上與傳統物權有哪些區別？國際相關實踐有哪些趨勢？企業數據流動起來還面臨哪些挑戰？理論界、學術界、產業界、法律界給出哪些解決方案？科技日報記者深入調研，試圖找到答案。
對數權的認識仍未達成一致
“數據”的概念，很容易跟“信息”發生混淆。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顧問、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原主任委員高紹林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他看來，數據是對信息的記錄，是一種記錄信息的載體，信息是數據記錄下來的內容。
“我們現在所說的數權與傳統的物權不一樣，雖然數據的輸入存儲介質也是物質體，但傳統物權理論卻解釋不了數權。物權理論的出發點一般是指所有權，即對物品的排他獨占權；而數據特別是數據集的寶貴價值不在于獨占，而在于其在社會活動中流動起來后所產生的價值。”高紹林說。
以12306火車票訂購網站為例，普通人購買一張火車票，上面就必然記錄了乘車人的姓名、身份證信息，以及此次行程始發地、目的地、時間及車次等信息。接下來，這些數據在網站交易后臺均有體現，由互聯網相關的硬件設備如服務器、傳感器等產生并存儲完畢。隨后，票款等信息還會進入企業管理和財務系統，用于完成運力系統調度管理和財務結算等。這類數據處理可以在企業內部實現部分價值。
然而，它的更大價值還有待挖掘。
如果將12306火車票購票網站的客戶數據集抽取出來，由第三方機構用于了解客流量趨勢、規劃高速網絡建設，乃至分析國民經濟發展狀況，那么，大數據集的真正價值才顯現出來。
但此時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個人購買車票的原始數據了。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數權經濟實驗室主任鐘宏一直關注數據權利歸屬問題。這幾年，他深深感受到“從理論界和法律界獲得明確的界定和共識十分困難”。
理性地看，這當然符合新興事物的特征。
“來自各行各業、各大企業和機構的大量數據，構成了寶貴的行業數據資源，這些數據對洞察行業發展情況和走勢、驅動行業上下游協同、形成跨行業交叉賦能、提供政策制定依據和提升社會數字化治理水平有著重要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數字經濟專委會主任黃蓉如是說。
推動行業數據互聯互通、共享流通，釋放行業數據價值，正是討論企業數據確權的著眼點，也是落腳點。
數據確權必須走出第一步
作為一家由全球性數據管理和業務專業志愿人士組成的非營利協會，國際數據管理協會（DAMA）一直致力于數據管理的研究和實踐。DAMA中國主席、數據管理國際專家汪廣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國際上對數據權屬的法律層面討論推進緩慢。
4月24日，由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數權經濟研究室、DAMA及環球律師事務所等機構專家共同編寫的《企業數據確權和全球合規趨勢報告（2023年）》（以下簡稱趨勢報告）正式發布。
環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數據權屬與合規專家孟潔介紹說，基于歐美數據合規法律法規的研究，可以看出當前的趨勢除了加強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反壟斷外，還力求開放數據交易及流通通道等。
“美國在數據交易方面整體呈現開放的態度。”孟潔說，趨勢報告發現，美國在數據流通方面，推動政府數據開放，以公私合作的形式促進特定領域數據的使用。而在數據交易方面，美國通過了數據經紀行業的多項立法提案，提升行業透明度和安全性，以求在自由市場經濟趨勢下保護各項數據權利，并促進數據交易的流通。
2020年2月發布的《歐盟數據戰略》提出，發展數據經濟的目標是打造一個通用的歐洲數據空間，使各類數據能夠在歐盟內部安全流動。其關鍵在于促進數據的獲取與使用，重點是使更多具有公共利益屬性和經濟效益的數據充分發揮其價值。
中國的立法動作并不慢。
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繼出臺，為數字經濟的勃興提供了活動空間和基本邊線，構建起保障數字經濟安全流通的法律體系和監管機制。
然而，社會生產實踐中的數據確權難度，并未因相關法律的出臺變得更加容易。有學者認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有的則認為，數據的權屬最終還是要由法律給出限定。
“數據二十條”的出臺，正是基于對數權復雜性的理解，摒棄法律層面的爭議，引導市場加速試水，讓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血液”盡快流動起來。
企業數據流通面臨哪些困境
我國目前已開展數據融合匯聚治理的企業來自車聯網、電信通信、互聯網平臺、金融（例如保險公司、銀行等）以及能源等多個領域。
企業一方面受到原則性、指導性政策的鼓勵；另一方面法律法規的邊界底線相對嚴格，企業總是處在既要保障數據安全，又要創新發展的兩難境地。企業在操作層面，仍然如履薄冰。
鐘宏清楚地記得，2020年4月，香港交易所原行政總裁李小加提出與數據要素相關的8個問題：數據是誰的；怎么確權；能用來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什么數據可以壟斷，什么數據必須共享；如何去交易，如何去投資；如何去監管，數據市場是人管還是技術管；標準由政府定還是市場定；是否要全球化。
“這8個問題，已經把數據要素市場最核心的難點都列了出來。但坦率地講，這些問題至今都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鐘宏坦誠相告。
孟潔表示，處在不同行業的企業在推進數據融合、搭建數據綜合治理平臺等項目時，通常都面臨數據確權的難題，普遍缺乏對數據物質體、信息價值體和權利關系體三類數據權利主體之間關系的認識。
首先，當數據處理者眾多，即涉及多類數據物質體和信息價值體，且各方權益存在沖突時，企業難以確定并保障各方主體的權益。
以車聯網為例，該場景下的數據處理者較多，包括數據的采集者、傳輸者、存儲者、清洗者以及標注者等。但車聯網行業缺乏統一的數據流通規則與行業標準，這些主體之間的數據交互行為就難以進行規制。當同樣的數據被多次流轉時，如何確定各主體的權利并分別保障各方的利益是一大難題。
其次，在對數據要素進行確權時，如果需要獲得大量參與主體的授權，會直接提高數據流通的門檻和成本，阻礙數據要素流通市場化。如果某電信公司要在保障個人隱私前提下開展數據開放流通運營工作，就一定會面臨這種情況。
最后，企業內部權利部門難以識別和追蹤數據要素的侵權行為。由于數據要素的無限復制性和隱秘性，很難判斷被授權方是否使用了某個特定的數據要素，并且難以確認被授權方是否基于數據要素獲得收益。如果無法識別和定義針對數據要素侵權的行為，也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那么對數據進行確權將沒有意義。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導致數據確權困難，例如：參與方對數據確權的意識未能統一，數據流轉的場景變化復雜，數據確權的標準尚有缺失，數據確權在企業整體工作中的優先級相對較低等。
作為趨勢報告主要發布方，鐘宏團隊希望能從理論體系角度創新，為企業數權界定破題，針對確權和合規兩大企業剛需問題，提供基于成功實踐經驗的路徑和方法。
企業數據確權有待“解套”
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分行科創企業金融服務中心任麗婭認為，商業銀行是數據要素市場的重要參與主體，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是商業銀行融入數字經濟和數字中國建設的必然舉措。
“但與此同時，我們在實踐中也發現目前仍處于數據要素市場發展初期，權利關系、價值機制、技術支撐等數據要素市場構成部分，還需要不斷推進理論研究和制度設計。”?任麗婭從企業角度提出需求。
在近期舉辦的幾次研討會上，鐘宏試圖用自己團隊的研究成果——數據“三體”理論（“數據物質體”“信息價值體”和“權利關系體”）幫助企業“解套”。
識別企業數據權利主體，需要在企業數據社會活動中，辨別構成數據權利關系的事實。
換句話說，結合數據特性，可以將企業數據社會活動劃分為數據生產環節、信息處理過程、權利關系治理三大類型，由此識別出上文提到的數據“三體”，這與“數據二十條”的三權分置的邏輯遙相呼應。
那么，精準識別權利主體之后，清晰定義權利關系，為權利關系獲得法律認可與保護找到依據也是不可或缺的步驟。
鐘宏提出，區別于自上而下的“規范確權路徑”，他們將這種方法稱之為企業數據“精準確權路徑”。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紀珍教授談道：“本次報告發布了‘企業數據精準確權路徑’，是針對AIGC時代數據確權與合規治理挑戰提出的全球企業通用的數據確權理論和方法體系。該方法體系在中國大型央企進行了實踐，總結出中國電力數據精準確權應用指引，這些都在報告中有所體現。”
趨勢報告呈現的這些研究成果，就是試圖為企業數據確權“解套”。
那么，企業在數據確權過程中，需要解放哪些思想，并積極參與創設數字經濟活動中豐富多彩的數據權利和關系呢？
高紹林建議，企業內部的數據合規部門工作人員，首先要從基礎概念上理解數據，摒棄用傳統物權的理論范式解釋數權，避免過多內耗；其次，盡可能用隱私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幫助跨越個人信息數據與商用場景大數據之間的障礙，只要數據集使用過程中做到“數據可用不可見”“不可回溯個人信息”即可；此外，可繼續探索建立各類法律法規條文智能檢索和風險預警管理平臺，對數據全流程實施包括分級分類、權屬劃分、權利義務分析等在內的智能化合規管理。
中國企業破冰具全球意義
鐘宏經常在研討會上分享數據“三體”理論指導下的優秀企業實踐系列案例。
在數據分級分類管理方面，有關優秀企業會在建立內部數據分類分級制度的前提下，明確各類型、各級別數據的處理要求，依托分層的思想對不同數據設置不同的數據權限。
在合規體系建設方面，相關企業會通過創新方式設計數據授權運營體系破解困局。
在數據盤點與治理方面，相關企業會在通過盤點方式厘清企業數據資產目錄后，根據實際業務場景需求，制定數據標準以支持數據共享交換，對數據交互場景實現閉環管控，同時基于高效管理和配套合規工具，提升數據的使用與管理能力。
這些優秀案例被記錄在趨勢報告中予以發布。
“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從企業的角度精準確權，我覺得定位特別好。”汪廣盛比較了解美國的情況，“我在美國真的沒有看到這么一種能夠‘落地’的模型和系統。”
DAMA國際主席皮特·艾肯（Peter?Aiken）則表示，數據確權與合規，是全球企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共同面臨的難題，也是DAMA數據治理體系需要研究的重要領域。DAMA和清華大學、環球律師事務所等專家共同編寫趨勢報告，希望能與全球各國政府及行業企業共同推動數據流通與數據資產價值的發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麗婭介紹，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一方面，中國工商銀行通過深挖數據資源價值，創建信貸風控模型，不斷提升金融服務精準度與風險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中國工商銀行積極參與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作為試點單位參加政策制度研討會，對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建言獻策。此外，中國工商銀行從數據金融屬性的角度，持續探索實現數據要素價值的途徑，不斷加大金融制度與產品創新力度，對北京市首批參與數據資產評估試點的企業提供創新金融服務，重點從數據資產信貸、數據資產證券化等方面加強金融配套的支撐。
著名學者、DataOps概念提出者萊尼·利伯曼（Lenny?Liebmann）表示：“數據的確權是個大難題，這份報告在這個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值得祝賀。數據的合規是我們的責任，這份報告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情況作了對比分析，很有價值。”
混沌始初開，迷霧終消散。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總結促進理論創新，在應對新的挑戰時，最受歡迎的永遠是知行合一的行動派。
